2022年4月26日晚19点，红足一1世666814足球法政学院公管名家第28期讲座在云端开讲。讲座人为美国耶鲁大学讲座教授Thomas Pogge，主题为“共同富裕：缩小国内和国际不平等”,讲座由公管系刘映汐老师主持。Pogge教授一生致力于反贫困和医疗健康公平研究，是国际分配正义领域著名学者。讲座精彩纷呈，提问环节热烈，全程约200多位师生参加。
在讲座的开始，Pogge教授介绍了西方思想对共同富裕的看法，并给出了评论。 他认为，“富裕（繁荣）”是指朝向富足迈进，包括科学、技术、经济、治理和行政上的进步；“共同的”是指平等，即这一进步被广泛地享有，以至于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没有一个人被落下。问题在于，这种进步需要一种势必造成不平等的奖励或激励吗？
他首先讨论了西方思想中利益动机的观点，例举贝尔纳德·孟德维尔和亚当·斯密的看法，认为这两者都主张：利益动机是一个比利他主义美德更强大、更可靠的公共利益的来源。
接着，Pogge教授探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介绍了对于弗里德曼的支持和批判。对弗里德曼的支持有两条：一是认为经济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善；二是认为自利可以成为造福公众的强大动机。对弗里德曼的批评者认为：弗里德曼式的世界不能促进所有人的利益，不能在人们内心唤起对共同利益的真正关注和对人类的爱，而这是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变得有意义和值得的一个必要条件。
随后，Pogge教授对慈善方案进行了讨论。认为把慈善作为对最弱势群体的保障是不可靠的，而且慈善会给投资者和企业家带来竞争压力，促使他们运用慈善捐赠来最优化地帮助自己的企业。另外，慈善方案还容易导致基于“傻瓜豁免”心理的“底线竞争”。
由此，Pogge教授认为，需要一个正义方案。西方的做法主要包括累进税和社会救助，前者确保富人不会变的太富有以及他们之间不会出现不利于慈善方案的不公平，后者则确保所有基本需求都能被满足，甚至出生在最贫穷家庭的孩子都能得到一个体面的人生起点。虽然累进税和社会救助是可行的，但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结构的理念，可以被看成是远远超过累进税和社会救助的。社会的许多结构性特征具有重大的分配效应，人们可以针对这些特征进行一个整体设计，从而在以下两个目标之间实现一个恰当的平衡，即鼓励和奖励对进步和繁荣做出杰出贡献，并对不平等保持一个合理的限制。
然而，正义方案和慈善方案一样存在着问题。对慈善来说，问题在于特定的成功人士，是个人方面的；对正义来说，问题在于这些成功人士联合起来以在制度层面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是集体方面的。Pogge教授认为，在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创造一个正义的社会结构比维持它更难。
他特别谈到了在国际舞台上的正义问题。以健康医疗领域为例。自1995年TRIPS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签订后，专利拥有者从早期使用者那里获得了独占性的租金，这种垄断鼓励了创新的发展，但同时极大阻碍了创新的传播。此外，对穷人来说，他们付不起垄断价格，于是，他们的具体需求往往被创新者忽视，这在医药、软件、农业等领域尤其突出。
他认为，需要在TRIPS协议之外，做一个补充性的努力，以改进现有的国际体制，既可以保持现有的对于创新的奖励，又可以更好的帮助穷人。这个补充性努力可以是一个全行业的跨国影响基金，它既可以根据创新产生的社会利益来奖励创新者，又可以帮助在原先体制下支付不起这些创新成果的人们。他于是介绍了Health Impact Fund，这是一个医药行业的跨国基金。他认为，这个基金的好处在于，既能轻易收回成本，又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目前在医药行业出现的支出浪费现象。它将节省创新业务的成本，实现创新者、创新产品使用者、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三赢。
以下选取提问交流中的部分问题。
提问1：
共同富裕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同样富有，满足每个人想要的？
回答：
共同富裕并不是均等的富裕，共同富裕涵盖的范围会更加的广泛。关于共同繁荣，我的解释是，我们想要共享繁荣。人人都很富裕。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富裕。
“共同”一词意味着它被广泛分享，即，每个人都参与到他们的繁荣中。然后问题是，社会有很多不平等，我想说，我们应该允许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到目前为止，它有好处，即使是那些处于这种不平等最底层的人。我或许应该补充一个想法，那就是社会应该在这个方面有足够的平等，那就是，让最贫穷的人中的穷人的孩子有公平的机会在社会中获得领导职位。
提问2：
如何定义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富人的责任？如果富人对重要的慈善项目感兴趣，政府应该做什么。
回答：
这是当今美国的一个大问题是，富人不纳税。这令人惊讶，但这是事实。当你认识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时，我会得到一份薪水，税收会从我的薪水中扣除，所以我收入的20%和30%会自动扣除，交给政府纳税。可是，富人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资本收益，比如比尔·盖茨或埃隆·马斯克，他们的收入来源于股价上涨和股票升值，就这部分升值，他们并没有纳税。所以，他们在不纳税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富有，这就是我看到的根本问题。我们有很多慈善机构，也就是所谓的富人慈善机构。但是，如果富人把他们应得的份额贡献给政府开支，而不是慈善事业，那会好得多。因为我们不希望富人像比尔·盖茨对他的基金会那样花费数十亿美元来影响世界，我们希望政府为了全体公民的利益而花费这些钱，而不是由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
提问3：
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市场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回答：
我们想要市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构建这些市场，市场的规则应该是什么，市场应该如何运作。现在，垄断制度是一个答案。垄断制度说，我们在创新中创造产权，所以你可以拥有创新，就像你可以拥有房子或自行车一样。这是你的创新，没有你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能使用这种创新。这是一个市场，但这是一个结构糟糕的市场，我想要更好地构建市场。所以我想说，让我们创造一个市场。我们说，如果你有一种新药，利用Health Impact Fund，你可以参与这个市场，你可以创造健康收益、进步和健康，如果你创造了进步和健康，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中获得一份回报。
以Health Impact Fund为例，这是另一个市场，是一个结构不同的市场，但这是一个与正常市场非常相似的市场。关键的问题不是我们想不想要市场，而是如何构建市场，使其产生公正的结果，我认为，以Health Impact Fund构建医药市场的方式比垄断体系更好，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即在现有的国际医药体制的基础上加入Health Impact Fund，以作为补充。
(孙梦林)
